曾国藩收起笑容，扫视着对面的满清代表们，“我们不尊孔，但是我们也不反对孔孟。孔孟说的对的，我们都在继承，错误的，一概不予理睬。不仅不理睬，还要告诫全天下百姓，都要谨防走入误区。但是，我们不会焚书，更不会像你们的圣祖爷修编《四库全书》那样去摧毁我们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文化。我们天朝历来是怎么说，就怎么去做，绝不会像你们的所谓圣祖爷，挂羊头卖狗肉。尊孔推圣？你也太高你们的主子了，他们不过是迫不得已而已。倘若我们汉族不是拥有几万万庞大的族群，不是拥有他们永远也不会拥有的灿烂文化史，我们还能有今天坐在这里的机会？满清巴不得叫我们整个民族毁灭。老天有眼，历史造就了我们，又毫不吝啬地给我们派来了两个伟大的领袖，我们尊贵的安、宁二王殿下。如果不是如此，再叫你们奴役这块土地五十年，我们中华的文化还会存在吗？我们天朝从来不提倡大汉族主义，天朝的官员、天朝红军中，执掌重要权力的各民族兄弟比比皆是，天朝一视同仁。但是今天，作为一个汉人，我为有你这样的同类感到羞耻。”

说着，他把目光由杜翰转向僧格林沁，“我刚才说了，如果不是我们汉族先天所具有的种种优势，我们这个民族就会像今天的蒙古族兄弟一样，逐步走向灭亡，甚至比他们更惨。”

入关后清王朝所实行的民族等级制度，凡是在座的双方代表，没有人敢说不知道。他们把中央和地方政府中的许多重要职位，都规定为只能有满人才可以出任的所谓“满缺”，并专门开设了一种促进满人致仕的科举考试。

不仅如此，为了防止汉人复兴，清王朝长期实行的是严格的民族隔离政策。他们建立起满洲封禁政策，不允许汉人移住其王朝的所谓“龙兴之地”。清王朝的八旗制度，虽然最初并不是专门为了牵制、防御汉人而设置的，但是在入关之后，却成为了清王朝统治中国、牵制汉人最重要的力量。正因为如此，八旗制度不但一直没有被削弱，反而经过多次的有针对性的改造，而不断得以强化。

八旗中固然也有着所谓的汉军八旗，但是不要忘记了，八旗既是一种政治、军事组织，又是一种生产、生活的组织，八旗组织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文化，其中自然类似包括禁止旗人与非旗人之间通婚的等等民族隔绝政策。因此，八旗制度实质上已经具有民族集团的性质，致使很多旗人只知其籍贯为是否在旗，而根本不知其民族为满还是为汉。

对汉族的民族隔绝政策，早在康、雍、乾三代，在蒙古、西藏和新疆的问题上，表现的尤其明显和突出。

蒙古、新疆、西藏陆续进入清王朝的版图，单从“新疆”的命名就可以出来，清王朝认为这是由它带来的新领土。因此，在处理这三个地区最根本的思路上，清王朝是将它们当成是满族的领地，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华领土，故此严格禁止汉人移居其中，并将当地原有的人民，作是他们满族统治者的属民，而禁止其与汉人间的相互接触，甚至明文规定当地原住民不许学习汉文，严格禁止中华文明在这些地区的传播。

在这些地区，清王朝采用了与统治汉人地区截然不同的政策，他们基本上保留了那里传统的社会制度，给当地原住民以相当大的自治权。清王朝还有意地制造了一种相对汉人，满族与蒙古、藏族、维吾尔族才是一个钢铁政治联盟的印象。两个简单的例子即可以揭示以上的论断。清王朝在颁发给当地官员的关防上，所刻印的只有满文、蒙文、藏文与维吾尔文，而绝对不会刻上汉文。而上述三地权贵在朝见满清皇帝时所走的路线，也要经过皇帝的再三斟酌，尽可能地避开中原地区，甚至是所有的汉人地区。满清皇帝接见蒙古、西藏和维吾尔首脑的地方，最主要的不是紫禁城，却是在地处长城之外、蒙古境内内的承德。这种“接见”的目的，就是要确认双方的政治关系，在更大的程度上与“会盟”似乎并无区别。

在清王朝的法律制度上，还就这三个有别于“中国”的特别地区建立了起独自的法律体系。他们在中央六部之外单独设置了所谓的“理藩院”，专门来处理与这三个地区相关的事务。他们将西藏地区的最高官员“驻藏大臣”、新疆地区的最高官员“伊犁将军”等重要职务，都规定为了“满缺”，将理藩院的所有职务也定为了“满缺”或“蒙缺”。很显然，满清王朝制定的这些政策的主要目的，绝对不是为了关照什么当地的原住民，而是出于作为一个只有一百多万人口和三十万军队的民族，最终如何统治整个中国的需要。因为中华王朝在历史上屡屡遭受北方游牧集团的侵略，由清王朝建立的这一政治联盟无形中从心理上给了汉人以巨大的压力。清王朝设立下各种牵制汉人的繁杂的政策和制度，这才是它统治了中国至今两百多年的结果，更是它能够统治了中国至今两百多年的重要原因。满清的这种统治，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殖民主义者的行为。

（让我们一起为四川地震灾害中的父老兄弟姐妹们，为那些被瓦砾压覆着的孩子们，默默地祈祷和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