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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一十节 引入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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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和丹麦人在和伍崇曜的谈判很成功,这个时代,英国已经大张旗鼓的开始鼓吹自由贸易理论。虽然不是所有国家都接受,但是进口自己绝对劣势的产品,以及生产本国绝对优势的产品,这样的经济思想已经深入人心,纷纷被各国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

而瑞典和丹麦,甚至完全接受了英国的自由贸易理论,他们跟德国不一样,他们的市场狭小,根本就没有能力生产所有的东西,因此贸易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必须,他们已经跟英国达成了多种多样的自由贸易协议,分享了英国的繁荣市场。

现在他们更渴望能打开中国市场,所以当伍崇曜提出,给予他们部分产业免税,换取他们对中国的茶叶和丝织品的免税,他们根本就没有拒绝的理由,因为这两样产业,他们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发展的,属于绝对成本劣势的产品。

最终达成的协议是,广东给予瑞典的铁矿、铁制品,和木材、木制品这两类瑞典最大的产业免税,瑞典给予广东的茶叶、丝织品免税;广东给予丹麦农业和畜牧业免税,丹麦给予广东的茶叶、丝织品免税。

这种贸易条约,对两国来说是巨大的成功,等于打开了广东两千多万人的市场,办一个舞会庆祝一下是必须的,当然还要邀请朱敬伦等广东地方官员参加。

瑞典和丹麦两个小国,位于北欧,都是相当开放的国度,国民开放的风气,比英国人尤甚,相比德国,这两个国家才是纯粹的北欧海盗的后代,两国王室那真的是可以追溯到当年的海盗首领的。

而英国文化中的开放,其实就源于海盗的殖民,源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而是英国本土过去的凯尔特人文化。比如英国的普通法体系,所以陪审员判定,基本上跟当年的海盗部落公开审判一样。

对比不同的文化源流,就可以发现,事实上文化越是落后的地区,就显得越是平等,马教主的著作中说,是剩余产品的出现,带来了阶级分化,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原始社会最为公平,有了剩余物资,才出现了穷富的差别。

造成这种原因的,第一是物质基础,拥有更多财富的首领,更能将手里的财富变成力量,比如北欧海盗,虽然个体之间相对平等,但是出海劫掠的时候,战船和物资都是由首领准备,最后劫掠的收获中,首领也要分最大的一份,等到他们结束了劫掠文化,开始定居的时候,拥有物质积累的首领就演化成了领主,战士要么成为依附领主的骑士,要么就是农奴;第二个原因则是这种落后的劫掠社会中,个体之间的力量差距较小,大家都是拿刀子的,谁敢欺压谁弄不好就是决斗,这在农业文明中也是一样,正统的王朝社会分化出皇权、官僚和士大夫阶层,可是梁山好汉们都是兄弟,虽然有座次之别,但终归要平等的多。

开会共同议事,也是这种社会结构比较扁平的文化的特点,蒙古人有忽里台大会,西方人演化出了议会,而东方君王则变成了朝堂,在西方议会制度平权之前,议会只是贵族们议事的地方,相比东方式的的朝堂,相当于共同议事中加了一个皇帝的决定权,避免了无谓的争吵造成的拖延不决。

议会制早期,西方人自己都看不到这种制度的好处,之所以有这种制度,是因为王权实在是压制不住贵族权力,逼不得已才让贵族们一起商议,荷兰共和国建立之后,他们的议会争吵不断,多年决定不了一道法案,最后决定请一个国王回来裁决,就是英国的伊丽莎白,可伊丽莎白收的保护费太高,导致荷兰人承受不住,最后又把她请走了,于是荷兰人建立了东印度公司,并给予东印度公司相当于国家的权力,让他们可以铸币、组建军队和对外宣战,其实就是为了规避议会体系的低效。

但是幸运的是,从英国开始,议会制走出了早期争吵不断的泥潭,不断的制度化,不断的优化,走向了现代代议制的道路,中国的朝堂却几千年如一日的运作,没有突破现代文明的那道天花板。

这种情况有专家认为是必然的,有人认为是偶然的,朱敬伦也觉得是必然的,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中国人长久的享受着大一统带来的稳定,也要承担大一统带来的低效,毕竟一个没有竞争对手的集团,产生改变的动机是很小的。

就好像国企在跟民营企业竞争的时候,效率极低,但是却相对稳定,民营企业动辄几年间就倒闭了,而国企却愿意投资长期的产业,当然这不包括那些贪腐的国企,以西方国营企业来论的话,一个是低效但稳定,一个是高效却动荡。

不止是企业,国家也是这样,西方国家间的竞争极其惨烈,德意志曾经有四百多个大大小小的邦国,英国也分为大大小小的贵族领地,这种分裂之下小国的竞争是十分惨烈的,不变革往往意味着死,所以当一个国度出现某种新技术或者新的管理方式的时候,马上就会被其他国家引进。

启蒙运动的时候,连俄国这种偏居欧洲最东边的封闭国家,叶卡捷琳娜二世也能不断的和伏尔泰通信,推行欧洲最流行的思想文化和制度。重商主义在意大利出现不到十年,英法等国都开始效仿,之后遍及全欧洲。

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变得强大,法国、普鲁士不断的偷盗英国的技术,最高峰的时候在法国工作的英国技术人员多达几万人,而普鲁士不断的排除商业间谍去窥视英国的工厂制度和生产技术,克虏伯之所以能够生产优质的大炮,跟克虏伯亲自跑去英国偷取炼钢技术是分不开的。

这种和平时期的激烈竞争,促使西方国家飞速发展,就好像中国战国时期,面对生死存亡的激烈竞争,各国先后不断的变法,引入各种流派试图让国家强大,诸子百家先后涌现,鼎鼎大名的商鞅变法,也是在秦国被率先变法强大的魏国打的几乎灭国的情况下才发生的,不变就死,你变不变?

欧洲诸国林立,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和文化是他们的不幸,也是他们的幸运,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竞争,促使他们不断的改变,不断的进步,最终远远的超过了稳定安逸的东方世界。

后世中西方文化界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古代不缺技术,不缺市场,也不缺资本,可是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竞争,中国是一个严重缺乏竞争的国度。

西方不但有英国、法国、西班牙这种民族国家之间的争霸,还有普鲁士、黑森、奥地利这样的邦国之间的冲突,也有汉堡、吕贝克这样的自由城市之间的竞争,各种不同的文化和体系放在一个巨大的熔炉中锤炼,最终在英国开启了工业文明,可以说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必然。

中国其实也不是没有机会,如果周边的国家能够给中国带来压力的话,中国也是有进步的动力的,可是朝鲜、日本和越南等这些国家,还不如中国的,他们始终不断的在中国汲取营养,而没有诞生出他们自己的文化和制度,尤其是日本最为可惜,明明是一个海洋国家,愣是通过学习中国的大陆文化,将自己的世界观转变为农耕文化了。

假如日本能够早早的通过消化中国文化,诞生出属于自己的文化,然后开始向大陆冲击的话,恐怕中国早就变了,就好像英国向欧洲大陆的文化冲击,最终造成了欧洲大陆的变革一样。

但日本没有成功,中国几千年来始终在担任东亚文明中心的角色,只有中国向他们输出的份,没有他们反向冲击的份,中国不进步,东亚就不进步。

指望东亚邻国给中国压力,这已经不可能了,所以朱敬伦现在要从外部汲取生存压力,增强中国社会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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