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样，学五楼的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可并不是所有的楼房都有学五楼那样幸运。

电教楼附设的一栋三层楼，建成后才发发现，全楼上下竟没有一个厕所。人们必须从三楼跑下来，拐进另一座楼中去方便。

楼内人员强烈呼吁，起码在一楼给建一个厕所。这毫无疑问又是一个需要分清权责的大是大非问题。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不肯出面解决。

而赵政策经过实地勘察，确实发现该楼已经使用一年有余，而厕所问题仍然在扯皮当中。

只是苦了那些楼内的工作人员，只好继续忍受着老大的不方便，去它楼寻求“方便”。

赵政策禁不住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帕金森，是个英国人。帕金森曾经通过考察英国官僚政体，总结出一条定律：打量膨胀的官员和机构，是会彼此之间制造出工作来的。

也许，这个并非虚构的故事，就是对这条定律所作的中国式的注解？

据老校长介绍，北方大学现在有在职处级干部三百余人，至于科级单位和科级干部的数字，不只是老校长不清楚，常务副校长他们几个校领导都摇头表示不清楚。

赵政策只能是这么理解：这些数字大大超出了上级规定的编制，所以必须保密吧。

以赵政策的身份，自然只能相信学校领导的说明。除个别存在的因人设事的问题，大多数行政机构的产生，是出于更好地保证教学和科研工作顺利进行的良好愿望。

但是，同时，赵政策的心里有很清楚，行政管理的客观运行机制，却不是以这种良好的愿望为转移。权力系统是庞大的，权力本身也很强大，但这种权力已经不是服务于教学科研这个中心，而是异化为凌驾于科研之外，之上的力量，人们要为它的存在而奔忙工作。

一些学校的高层领导也道出了他们的心声。

中文系主任谢自立：“听起来我是一个系主任，可实际上，我不过是一个大干事。今天这个部门要求填报表，明天那个部门要你去汇报。什么伙食节电，园林绿化，房屋分配，计划生育，什么都要求系里主要负责人来管，哪里还有精力去抓教育？”

副教务处长纪宝成：“教研室主任按理说都应该是本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担任，可现在许多系都安排年轻人干了。原因很简单，干这个差事真正研究学问的时间并不多，却经常得干跑腿的活，日常杂事也应付不完，谁愿意干？法律系有两位三十多岁的副主任，干了一年硬是不愿意干了。他们跟我半开玩笑地说，谁要是把我们给撤了，我们给他磕三十六个响头。”

主持工作的副校长黄达：“人称我们八个正副校长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其实，我们八仙连开个会碰头都很难。每个人都有一滩事，真得靠各显其能了。我当系主任的时候，还能抽出一半的精力考虑教学和科研的事情。可当了副校长后，把全部精力都用来处理行政事务了，可还是不够用。”

面对着白发斑斑的老校长，赵政策一针见血地说道：“校长，学校里任何一个单位都有二三十个单位去管，这样的事情能办好吗？肯定要闹官僚主义。因为这个体制，这个机构，这个架势，就要闹官僚主义。”

“是啊。”老校长点了点头，表示认可，“我们这些管理部门究竟是为教学科研单位服务，还是给教学研究单位设置障碍，还真是个问题。一号首长说过，管理就是服务。可实际上，我们并不是这样，管理不是服务，而是让基层为我们服务。

对于庞大的行政机构运转的结果，赵政策自然胸中有数，一语中的！

而赵政策更关心的是，在北方大学里，究竟谁在办教育？

为此，赵政策专门走访了工经系的系主任施礼明。工经系在北方大学，被认为是教育改革走在前列的系。

可系主任施礼明和赵政策聊起来，却是满腹苦涩：“我们和学校职能部门的直接联系，就是教务和研究生院。他们管的就是学生考试量的控制，教师工作量的计算这些硬件。学生招进来，分出去，他们就算完成了任务。至于教学计划，教材编写，课程安排以及课讲的好坏，学生水平如何，社会是否需要等等，是没有人来我你的。现在办教育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教师的良知和觉悟。为什么出现有什么交换四开什么课，开什么专业就招什么生的现象？因为只要你不找上边要钱，要物，那么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不会有人来干涉你。现在是教师办教育，系主任办教育，学校在办什么？我们不了解，今年初开系主任会议，传达本学期工作任务，十项任务中涉及教学和科研的仅仅只有两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