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于学习，总有勤于学习的好处。在光复四川战役中，由以前的彝族暴动军为基础新组建的红十八军作为中路军的前卫，不孚众望，一路过关斩将，不仅引领着主力先是拿下宁远府（府治西昌），顺利通过大片的彝族聚集区，沿途传播和带动了广大贫苦彝民的反抗精神，而且，在之后的强渡大渡河、攻取雅州（今雅安）等战役中，更是打出了红十八军的威名。一个在红一方面军以前还只能算是个小弟弟红十八军，在李文学的带领下，由此变成了一等一的主力。

遗憾的是，几十个“散兵游勇”的一次误打误撞的伏击，却叫李文学不得不在剿灭任武的最关键时刻，饮恨退出了战场。而更遗憾的是，他所身中的两箭，其中一支深深地射进了他的左胸，虽然他依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却导致了身体的长期虚弱。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红色天朝开始进入稳定和平的繁荣大发展期的时候，这位红色天朝十大少数民族上将之一的红军优秀将领，化作了“忠烈园”中的一块永远不朽的丰碑。

正像后来刘昌林所说的那样，“所有参战部队，除去北面打阻击的红十三军的部队稍好些，红十九军还有我们所属的红十八军各部，都是在战斗、追击、再战斗中度过了整整的一天，再加上天气的那种酷热，大家的疲惫程度可想而知。当然，我们疲惫，那些回暴军也是同样，现在打的就是意志。”

可这种意志用什么才能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呢？

狠打，往死里打！这是接替李文学担负前线指挥的红十九军军长李鸿藻脑子里唯一的念头。由于秦日纲、赖汉英已经转而全力开始谋划对付尚在安定城内做着春秋大梦的穆图善，原本将委之于李文学的前线清剿总指挥一职，临时委任给了李鸿藻。

前面的仗打得实在是太顺畅了，自然而然就滋生出了轻敌的情绪，这种轻敌，在一线的红军官兵中蔓延开来。而前卫部队由于轻敌产生的麻痹大意，也是直接导致了红十八军军部在行进中遭偷袭的主要原因之一。能征惯战的李鸿藻，同样也在犯着这样的错误。

总攻开始了，西、南两个方向，红十九军三个主力师全线压上，而北面的红十三军一个完整的由洋枪装备起来的以逸待劳的精锐师，却得到了固守原阵地的命令。东面，红十八军上来的两个师也已展开，只是刘昌林的骑兵师，只有登高?望的份儿。

五个步兵师，一万余人，去砍猬集一团，慌乱不堪的五六千残兵败将，怎么说也够了。其实，这还不是李鸿藻完全的想法。作为一员驰骋疆场的战将，没有一个会愿意把眼着就到嘴里的肥肉去与别人去共享的，李鸿藻更是如此。红十九军在汉中当了不短时间的“搬运工”，为了这个，从上到下，无不是怨气冲天。“咱现在不是主力了，就得挨这个累，彩头都是别人的”像这类的无奈之语，李鸿藻没少从嘴里溜出来过。

这次出汉中赶到会宁参战，尽管只来了三个师，还有一个师远远丢在了汉中，用李鸿藻的话来说，是“做家护院”的了，可能有这个机会，就已经叫李鸿藻和他的官兵们高兴不已了。甚至，李鸿藻还暗暗为陕西回暴军的出现而感到“侥幸和感谢”，如果没有这些狗杂种，老子怕是一直当“搬运工头”了。

“李鸿藻将军私心太重。”刘昌林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一脸的无奈表情，“不叫我们骑兵师参战，说是由于地势局限，这片最后的战场上不利于大队骑兵的展开。不能说这话一点道理都没有，可是，谁都明白，红十九军明显是想自己把最后的功劳全抢占了。可大家都低估了重围之中的那些回暴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