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登州府曾有一个同知，也许是良心发现，也许是万般无奈之下给朝廷上了一个折子，对搞威海特别区大加异议，对俄国盟友的劣迹更是痛加斥责，盼望朝廷能够加以制约，否则“登州原本富庶之地将变成一片焦土”。

哪知道没有多久，朝廷就颁发了对他的免职令，同时对他大加训斥，说其只知道专门挑拣朝廷开放国策中的枝节末叶来进行诽谤和中伤盟友，从不思索俄国盟友带给我大清的先进文明，一味地要挑拨国人与盟友之间的密切合作伙伴关系。训斥诏旨中，还把胶东的民怨说成是百姓愚昧，接受不了新生的事物，忍受不了一丁点儿的委屈和苦难，只想做梦一夜就能发大财云云。

这道申斥旨意还同时兼发给了各地督抚，以引起其它有类似情况的地区官员们的警惕，要坚决防止这种混淆是非的思潮泛滥。

几天以后，显然是朝廷还没有发够内心的怒火，又紧接着来了一道旨意，将已经在回乡半途中的这个同知带回威海，连同其老父幼子一起，就地处斩，家产充公，妇女则送上刘公岛为奴，赞助盟军修筑大清国海洋壁垒的善举。

在满清政府极其友好的协助下，威海军港第一期工程顺利完成。沙俄驻华派遣军胶东基地总司令官兼第三舰队指挥官海军上校巴鲁什卡，还有负责陆地防务的威海特别区总顾问达萨莫夫上校，在开始忙乎着致力于威海特区“建设”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关注已经爆发在千里之外的大战，而且，他们的压力还越来越感到相当的巨大，尤其是巴鲁什卡。

要说最大的压力，巴鲁什卡所担心的还是来自于红色天朝海上的威胁。因为从去年的第一战开始，红海军运用令他们捉摸不定的海上战术，打得他和他的第三舰队蒙头转向。

自从当时的那个东西伯利亚总督，现在的沙皇俄国驻华派遣军司令官、俄清联军总指挥穆拉维约夫曾经“武装航行黑龙江”的那大小七十余艘战斗和非战斗舰船，正式进入大沽口开始，沙俄驻华派遣军海军编成内的主力战斗舰只，在去年年中的鼎盛时期一度曾经达到过近百余艘。

可以说，在起初他们根本就没有把太平天国水军的那点儿实力放在眼里，更不相信天朝的水军会掀起什么大浪来。对他们来说，一门心思地都用在给自己的沙皇陛下抢夺到手的利益，那才是硬道理。穆拉维约夫和菩提雅廷、伊格纳季耶夫那些政客还不一样，他是军人，不懂得什么乱七八糟的政治，他只知道自己是沙皇陛下的最忠实的勇士，是为他的沙皇陛下开疆扩土的先锋，当然也就更不是谁的门狗了。他先是吃着大沽口，望着旅顺，旅顺一到手，他的目光又转向了陆地。

摄于关内各个战场上太平天国强大的武装力量的压迫，更由于满清政府对他们这些俄国盟友的高度信任和亲密无间，满清驻关外大批的常备军被纷纷调进关内参战。不仅黑龙江、吉林用于戍边的马队、步兵，甚至就是拱卫他们自己号称是发祥地盛京的八旗“精锐”武装也陆续南下。在这种情况下，山海关要是再能弄到手，将来只要自己高兴，他就可以随时包揽整个的中国东北。所以，穆拉维约夫除去想方设法、挖空心思地要找理由把自己精锐的海军陆战队鼓捣进山海关外，根本就没有心思真正参加到这里的内战中去，不过就是顺手发点儿满清的国难财而已。

只是在“哥萨克号”连同临时组建的南部战斗群指挥官达瓦科夫上校一起葬身大海之后，穆拉维约夫才感到了危机，才知道太平天国有了个红海军。于是，仓皇间他又重新搞了个第三舰队（他的第一舰队在大沽口，第二舰队在旅顺），把整个驻华派遣军海上力量的三分之一，到后来的一半儿，再到大部都用来与盘踞上海的天朝红海军作战，争夺黄海的制海权。

尽管如此，伊格纳季耶夫还是错了，他的错误仍然是错在低估了红海军的这个新生力量上，更低估了天朝将士的战斗力，他从头至尾所采取的犹如添油一般的战术，最终决定了他们的彻底失败。

接下来的大战首先爆发在崇明岛以东的海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