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王朝执政期间,法国在对外政策上不像以往,开始明显地体现出了一种见机行事的“灵活”特征。也就是:在无关“欧洲和谐”大局之下的偏远地区可以积极行动,但在欧洲本土及有关敏感地区则需要谨慎行事。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从一八三九年开始,法**队在比若元帅的率领下对阿尔及利亚展开了全面的征服行动。此外,世界上还有其他一些更为“偏远”的地区,也在这一时期相继落入法国人之手,如西非的达洛亚、印度洋上的马达加斯加以及南太平洋上的塔希提等。当然,还有在一八四四年强迫中国满清政府签订的《中法黄埔条约》。
相比之下,在欧洲本土,七月王朝则显得颇为中庸。当年比利时国民大会决定将王位献给路易菲利浦的次子,都被路易菲利浦婉言拒绝。至于波兰人发动的反俄起义,路易â;菲利浦也更是拒绝提供任何的援助。在对英关系上,七月王朝也奉行以和为上的政策。
正是由于七月王朝这种被某些人指责它是不顾其他民族死活(当然指的是对外扩张用兵),而另外一些人又责难它是对外软弱无能的对外政策,再加上政治上的僵化、社会经济发展的停滞,七月王朝在这“三座大山”沉重大山的压迫下,其最终结果只能是走向末日。
于是,就有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民革命――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果然爆发了,七月王朝在这场“政治爆炸”中灰飞烟灭。
不过,法兰西历史上的又一次的共和是短命的。成年男子的普选权曾经让工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找到点儿“当家做主”的感觉,然而,随着春天里一系列滑稽性的所谓民主试验的失败,工人阶级在愤恨不满、农民阶级也同样是满腹怨言,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一人一票的普选制几乎发挥了与街垒起义同等功效的倒戈作用,与共和国的“劣迹”没有所谓直接关系的路易â;波拿巴,靠着民众的选票轻而易举地变成了共和国的总统。在随后的几年中,以恢复其叔叔的帝国事业为己任的路易â;波拿巴清除了一切障碍,在人民大众的山呼万岁之中,顺理成章地登上了帝国皇帝的宝座,历时四年的共和国旋即成为昔日的黄花。
新兴的法兰西第二帝国,政局开始有了一段难得的相对稳定期,社会经济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转。不过,拿破仑三世作为欧洲众多君主中的新成员,其皇帝的身份还是受到了众多其他君主的质疑。尽管他自己对此倒是泰然处之,甚至宣称他是被一条新原则的力量推上了旧王朝才能拥有的崇高地位,这条新原则就是全民公决,就是人民的意愿。也许是因为这个,也许是他的血统里还过多地涌动着前辈的血液,决定了他要掘弃七月王朝的那种对外政策。
拿破仑三世最初对外的基本思路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
其一,就是必须要打破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会议以后形成的欧洲政治体系。这是当伟大的拿破仑一世率领他的“王者之师”入侵俄国遭到致命的重创,铩羽而归后,以俄国年轻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为首的反拿破仑战争联盟国家强加在法兰西身上的,即由俄国、英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四强联手,防止法国可能会给欧洲秩序带来的威胁。这个体系本身就是拿破仑一世、他们的波拿巴家族以及整个法国失败的产物,它是法国从此变得人微言轻的一张耻辱证明。
因此,要使法国重新崛起为一个欧洲强国,在欧洲事务中扮演起一个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角色,就必须要进行国际政治间的重组。正是基于从这种愿望出发,拿破仑三世对欧陆各地的民族独立事业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心”,甚至为之提供了“慷慨”的物质和军事上的援助。
其二,就是要以有限的战争来推动欧洲政治纷争的最终和平解决。也许从个人性格来说,拿破仑三世并不是像他叔叔那样的战争狂。他与曾经是使其伯父吃尽苦头的英国人同样可以保持友好的关系,前些年他甚至还提议英法两国一起来邀请欧洲各国,召开一个全欧大会以商讨可能会给和平带来影响的所有问题。
在强权政治的时代,这位以怪异著称的路易â;波拿巴的这些想法尽管美妙,但却明显是十分的不合时宜,因为,他忽略了现在欧洲的政治舞台上,潜伏和活跃着众多与之周旋的,那些既极为精明、又讲求实际的现实主义者们。
当然,几年下来,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还是不乏得意之处。在北非,他们即将完成对阿尔及利亚全境的占领。在中东,皇后欧仁妮的亲戚莱塞普斯正在筹划承包苏伊士运河工程,过上两年也就要开工了,完工后,运河将由一个总部设在巴黎的国际公司进行管理,不言而喻,法国从中将会是获利甚丰。
另外,拿破仑三世还终于有了一个能够显示其帝国权威的第一次的重大行动,那就是直接参与了以打击俄国为主要目标的东方战争,克里米亚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