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清可没有林海丰那么惬意。

他要调度守军和围困天京的江南大营纠缠，还要支应各种政务。尤其是对天朝军民一体的问题，刚刚正式开始要解决了，他就感到了巨大的压力，简直是头疼不已。

说着很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从广西一路跟来的老老少少七、八十万口，平时还不感觉什么，认真一核算才知道，大小官员先不说，单单几个王沾亲带故的就占了一半。尤以天王为甚，跟来和寻来的竟已达到近二十万口。难怪圣库的支出那么的庞大。

再对天京目前的户籍情况一调阅，杨秀清更是脑袋都大了。真是不不知道，一吓一跳啊。记得刚刚进城的时候，天京原有在籍百姓该有小八十万户啊，怎么到了如今居然只剩下不到二十万户了？

其实，这一点儿都不奇怪。天京城里产不了粮米，少有或者说几乎就没有商户，城外战事不断，城里贫富悬殊。尽管百姓们还可以获得一些赖以生存的生活必需品，那也是数量有限，与那些达官显贵们骄奢的日子相比，简直可以说是微不足道。在政治上，不能不说老百姓们还是得到了实惠，他们比以前自主的多，也没有了那些说不上名堂的苛捐杂税。但老百姓需要的不单单是这些，他们要生存，要逐渐地去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一旦丧失了对未来抱有的期望，他们能够选择的自然就是另辟新路。

改，困难重重，不改，绝对不行。杨秀清觉得自己现在陷入了两难的境地，甚至心里在暗暗地数骂着林海丰，这不是叫自己往井里跳吗？

“殿下，外面又有不少的人请求见您。”傅善祥走进银龙殿，望着坐在交椅上单手拄着下巴，紧簇眉头的东王轻声地禀报。

杨秀清瞥了她一眼，叹了口气，两手使劲儿揉揉太阳穴，“叫他们进来。”

随着傅善祥出去又进来，三十来个妇女左顾右盼地来到银龙殿里。这都是些四、五十岁的妇女，一见正襟威坐的东王，她们话还没说，就开始跪在地上呜呜咽咽地放声痛哭起来。原本安静的大殿，一下犹如开了锅似的，乱成一片。

杨秀清一就知道这些妇女都是一些官员的家属，其中几个他还着眼熟，不用问，一定都是不乐意去自养生息的。他冲傅善祥摆摆手，“快，叫大家都起来，有话好好说，哭个什么呢？”

“九千岁啊，你可要给我主啊，”一个四十来岁的妇女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我们孩子他爹去西征了，孩子也在镇江杀妖，就留下我一个在女馆本来好好的，怎么突然要叫我自己去刨食啊？”

“就是，我那可怜的儿子去年就在长沙战死了，就我和孩子他爹两个了，还是成天不打对头。天王不是说过，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吗？怎么又变了？”

妇女们七嘴八舌地叫起撞天屈来。

杨秀清面带微笑，静静地听着。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对官员，他向来是以狠著称，而对士兵和百姓，他又是包容的多。当初，他会耐心地听取一个长江之上的老船工的建议，放弃了原本要去定都开封的战略意图，而攻克金陵并建都与此。他还会为士兵们巡哨、守卡时的冷暖而专门颁发诏令，提醒将领们时刻关心下层士兵的疾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