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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兴八年，西元1903年7月11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海兰泡屠杀事件。

事情的起因乃是由于中国方面派往海兰泡（俄称布拉戈维申斯克）收集情报的一名上校军官被俄军抓获，拷打之下供出了中国驻海兰泡的情报机关驻地，俄军立即派出部队前往抓捕中国情报人员，却只抓住了少数低级情报官，再经审问后，得知这些情报人员一般是利用当地中国人的住宅做为掩护进行活动。

当地阿穆尔行政区的首脑下令军队展开搜捕，彻底清查当地的每一家中国人住宅，然而，在多年**宣传的影响下，又因命令中某些暧昧不清的词句包含着默许成分，执行任务的军官把清查实施成了清洗。从11日清晨开始，三千多在海兰泡的华人被从住宅中驱逐出来，俄军把他们用铁丝捆绑，押往阿穆尔河（即黑龙江）边。俄军用枪托砸，用刺刀捅，将华人赶至江边，开枪射杀，之后又浇以火油焚烧，并将尸体投入水中，只有两名华人青年趁俄军不备，跳入江中并成功游到对岸。其间有近百名华人，或许还包含了隐藏在城中的中国情报人员，持武器冲出城去，向属于中国的江东六十四屯地区逃去。俄军派出哥萨克骑兵追击，顺路焚烧了数个华人村庄，将村民悉数杀死，杀得兴起的哥萨克骑兵最后不顾中国边防军的劝说，打死五名中国哨兵，冲入江东六十四屯地区，将该地乡府定远城通往瑷珲县城的电报线切断，随即展开洗劫，焚烧了九个村庄，打死中国边民一百多人，打伤中国警察三名，并在定远城附近追上逃出海兰泡的那些华人，就在城上守军鸣枪示警的情况下，用马刀把这些华人全部砍死，将尸体绑在马后拖回了俄国。

当时在对岸的瑷珲县城，三位中华帝国的陆军上将正在巡视边防，他们是总参谋长杨正金，禁卫军司令钟夏火和东北军区司令邓简。

在得知事情的大概情况和亲眼目睹了从上游漂下的焦烂尸体后，三位上将做出了不同的表示。

“我日他娘，***禽兽不如，血债血偿，一定要报仇，报仇！我们这就回去，召集部队杀过去，让老毛子尝尝咱们的厉害！”

用整个肺怒吼的这位将军正是禁卫军司令钟夏火。

“小声点，耳朵震得慌。”

总参谋长杨正金不紧不慢地说道，悠然地吃着松子，喝着清茶。

“参谋长大人，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吗？对岸有几千中国人被老毛子杀了！他们还冲进江东六十四屯，杀了我们的边防军，烧了我们的村子！狗娘养的，老子要血洗海兰泡，血洗伯力，血洗海参崴，让黑龙江北岸的俄国鬼子都变成灰渣！”

“钟司令，最好不要提血洗这种字眼，你忘了汉城的事情？”

杨正金说道，喝下最后一口茶，看了看墙上的表，拿起军帽，站起身。

东北军区司令邓简也跟着站起来，比杨正金和钟夏火都年轻两岁的邓简个子不高，肩膀宽厚，方脸，鬓角修得整整齐齐，留着八字须，曾在朝鲜战争中指挥步兵第一师，汉城之战中曾受钟夏火指挥，后任第一军军长，三年前受刚刚升任总参谋长的杨正金推荐出任东北军区司令，至今已经对东北形势了如指掌，说话的口音都带进了东北腔。

“该走了，巡查到此为止，我们都要回到各自的位置上开始做薪水范围内的工作。”

邓简说道，戴好了帽子。

“你们两个，没有感情的吗？”钟夏火仍旧没有从愤怒中解脱出来。

“感情不是用嘴叫出来的，俄国人犯了错误，我们有了正当的借口，虽然我们准备不足，但俄国人更没有准备好，我们应该感谢俄国人做了这件事。”

杨正金戴好军帽，向钟夏火微微抬了抬下巴：“走吧，武威公正需要我们呢，这里的事由邓司令料理就够了。”

邓简朝杨正金点点头：“参谋长放心，我会妥善处理的，作为应急措施，先把一个加强营派去江东驻防定远城，同时让易司令的江防舰队进入一等戒备，等我回到吉林后再建立对策本部，下令东北军区全面进入二级戒备状态，统一进行情报与后勤方面的调配。”

“有你在，我自然放心，还有，回去后不要随便走动，随时可能有重要命令下达。”

“明白。”

杨正金随即转向钟夏火：“我们先走，邓司令在这里还有事情要交代。不需要再咒骂什么了，还是庆祝一下吧，说不定很快你就成为军团司令，带着禁卫军过江去啦。”

钟夏火硬着脸，大步走了出去。

“海兰泡事件”与“江东六十四屯事件”（简称海案、江案）的详情很快通过各种媒体传遍了全帝国，以京师各大学学生组织的联合游行为肇始，各地从省城发起随即波及县城、港市的示威行动此起彼伏，其中也不乏过激的暴力行为，如7月21日上海群众冲击俄租界，引发俄国巡捕的枪击，随后帝国警察介入其间，收容了十多名中国伤员，但没有逮捕任何参与行动的中国人；又如7月24日黑龙江省满州里军民焚毁俄国领事馆，将领事一行十余人捆绑在毛驴上驱逐出境；再如7月27日京师群众冲击俄国大使馆，派去保护使馆的警察竟与群众合流一同进攻使馆，政府迫不得已只好出动禁卫军予以镇压，事件**有十九名中国平民和三名警察死亡，一百多人被逮捕，俄国大使馆遭到严重破坏，包括阿谢妥耶夫大使在内的九名使馆人员受伤，三名使馆警卫被杀，此事件发生后，帝国政府在外国压力下不得不派出禁卫军保护各国大使馆。

但这表层的激流下面，安置在官街的帝国中枢机构则为了某种既定的目标而飞快地旋转着。

7月29日，京师南海，欧式的皇家别院议事厅，名义上为了解决“海江两案”的御前会议正在进行中。

“……昨日收到的电报，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拟于10月底赴我国访问，与我国政府商谈关于边境问题在内的所有与和平有关的事项，希望我国在此之前不要采取任何破坏和平的行动。”

代替生病的外交大臣曾纪泽出席的外交大臣次官张志高报告道。

三十二岁的光兴皇帝坐在大会议桌的上位，穿着禁卫军黑制服，挂着绶带宝星，屁股底下是欧式构造中国装饰的宝座。皇帝正值风华壮年，精力充沛，十多年来一直受到西方文化熏陶，认同君主立宪和各方面的西化改革，整日忙于内政部宫内司为其安排的各种琐碎活动——出席授勋仪式、接见外国皇室人员、乘船巡视海防、驾临寺院进行施舍、读书、骑马、喝下午茶、跳西洋舞、西式宴会沙龙等等——中，难得应内阁总理之请召开御前会议，这打乱了他喝下午茶的日程安排。

“破坏和平？”

皇帝拍了桌子，但声音不大，没有足够的气势。

“在海兰泡杀我华人，纵兵犯我江东六十四屯，着实可恶，可见其本无和平之心，方才酿成如今之事，朕身为大中华帝国皇帝，怎可眼见子民遭害而无所作为！众卿有何良策惩治俄人？”

“启禀皇上，臣以为，为切实保护江东华人，只有驱逐俄人，收复祖宗之土，方为万全之策……”

国防大臣，四十九岁的武威公刘云立即提出了数年前设下的既定方针，他知道应该由他来提出，他是当然的第一号人物，皇帝的近臣，皇帝的心腹，皇帝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