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没有机会拿起放大镜、转动地球仪研究所谓“地缘政治”。

地理在冲突中的作用从来没有被忽视，但是从来受到视野的限制。可以责备前人缺乏远见，不能以为他们愚蠢，因为高明的实践者不会脱离他的时代和环境，眼前的、现实的威胁才是最需要认真对待的。“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也算是正常心态，只要不大声喊出来，没有人指责你。

自然、政治、经济是构成地理的要素，心理、传统乃至偏见影响着对地理的认识。

过程合理而结果荒谬，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悲观者解释为宿命。宿命其实就是“已知”砌成的一口井，你只能老老实实坐在里面看天。不乏善于空想的先知，从方寸天空感知到了宇宙，但是最好作为秘密藏在心里，说出来就是异端。

比如海洋，中国史上，海洋的作用曾经只是出产盐和海鲜。宋朝开放和逐利的心态使海洋和贸易发生关系。海洋受到的轻视仍然显而易见，它的魅力甚至不能触发文人写作的情绪。

明朝三保太监的神秘行程，至今争论未休。紧接着时断时续的海禁，朱棣子孙害怕的恐怕不仅仅是东边岛国的海盗，加上明朝清高，不重利，理所当然拒绝了海洋。直接后果是扼杀了人民的冒险jing神，腰斩了航海技术的存续。

东边的大海和西部的高原一样安全，是天赐保护中华沃土的屏障，除了台风和海盗，海洋不会带来其他威胁，这是毋庸置疑的常识。

1840年，英国舰队的巨炮宣示，常识也与时俱变。

中原是核心地域，南方充满变数，威胁来自北偏东北。这就是宋朝初期的地缘政治。

从祖国地图上可以看见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中国的中心曾经长期徘徊在现代陆地疆域的中心。很像巧合。

过度开发致使得地力拔尽、风沙紧逼，连年烽火摧毁秦砖汉瓦的同时也摧毁了人们的信心，五代开始重心向东迁移。建炎南渡是一次被动的战略转移，而朱元璋几乎成功地把南京营造成新的中心。历史差一点弄巧成拙。感谢朱棣的燕王经历，迁都bei jing是他的最大功绩，从此南北不能分割。后来中华虽饱经磨难，基本疆域因此得以保存。

汴梁（开封）受到青睐不是偶然。汴梁居于中原腹地，四周河道纵横，沃野千里，汴河、黄河、广济河和惠民河可通漕运。

河流是自然的赐予。古代物资调运，以水运最为经济便捷。南方丰富的物产早已不可或缺。隋炀帝开凿运河的意义不亚于秦始皇的修建万里长城。

汴河连接黄、淮，隋唐以来一直是水运要道。开封扼汴河咽喉，西经黄河、渭河连接洛阳、长安；东南经淮河、运河直通长江，联系南方各地。

“汴水横亘中原，首承黄河，漕引江南、荆湖，其利远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宋史河渠志》）

除了北方无险可守，一切完美。

南宋章如愚《三都论》，对长安、洛阳、开封的地理有冷静的总结：

“长安之制以陕西为畿辅，而屏蔽实在河东；大梁之制以河南为畿辅，而屏蔽实在河北。故由古以来，洛京之祸常起于并汾，汴都之变常起于燕赵”。

明末清初，中国自己的地缘政治家顾祖禹在他的巨著《读史方舆纪要》中作如下结论：“都汴而肩背之虑实在河北。”

他们阐述的是现象，从诸多内讧结果看见的现象。河北为什么克制河南？堪舆学的解释过于玄奥。从正常思路分析，河北开发已久，与河南相较，不落下风。同样道理，河北建都，也难抵挡河南的冲击。

开封周围缺少天然屏障，地形决定了它只能成为一座美丽的和平之都。

北方势力长期威胁黄河文明，西北在与汉唐的对抗中落败，大的民族纷纷向别处寻找出路，小民族无论成败，难逃被融合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