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从崇祯元年开始。朝廷的收入大幅度减少。再加上为了修建天启皇帝的皇陵，整个崇祯元年。朝廷一直拿不出饷银。

而因为缺乏饷银，九边的官军连续发动兵变，无数的边军士卒逃亡成为盗匪，这就更加重了陕北流民起义危险。

到了崇祯二年，朝廷缺银子的局面更加严重，崇祯皇帝没有办法，只能加收剿饷二百万两，讲负担压在贫苦的百姓身上。

明代的税制，从明太祖开始就问题重重，因为明太祖的关爱。官员士绅的土地是不收银子的，几百年下来的土地兼并，自耕农的土地越来越少，从宣德年间开始，明朝的田赋就逐年减少。

到了天灾*之年，百姓为了躲避官府的盘剥，少交一些赋税。纷纷将土地投献到士绅名下，将自己卖身给士绅为奴，这样一来，更减少了交税人员的数目。

而指望官僚阶层的节操，自发的将应该缴纳的赋税交上来，这更是天方夜谭的事情。

举个恰当的例子，崇祯二年整个浙江省的茶税，官员们仅仅上交了十二两白银。这是十二两白银，就是偌大的浙江省一年的茶税。而在天启七年，这个数目还是十七万两白银，这还不算当地收税的太监的严重贪污。

在明末时期，明朝的官僚几乎毫无节操。他们眼中除了白花花的银子，根本没有丝毫忠义。为了少交赋税，他们什么缺德的事情也能干出来。

在崇祯元年中，他们忽悠刚刚继位的崇祯天子，炒作苏松重赋的概念，上书让朝廷将赋税平均到各省。而生长在妇人之手，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的崇祯皇帝，居然同意了这个意见。

众所周知，江南一亩田地种植茶桑可以赚取十几两白银。而陕北之地，每亩天地只能平均打三四斗粗粮，赚取的银子还不到三分银钱。

而大明朝的崇祯皇帝，居然让每亩地收入三分银子的陕北交纳二两银子的田税。这样残暴的政策，自然逼得陕北百姓只能造反，正是因为这种政治背景，刘宣才能聚拢饥民，起兵造反。

这种状况，杨鹤心中自然清楚。他本人就是官僚阶层的一员，他出身于常德，并不是东林党人，反而与当年的楚党关系密切。但是对于朝廷这种艰难的局面，杨鹤也没有任何办法。

在朝廷的体制内，任何改革都会触动当权者的利益，哪怕是大权在握的张居正，也不敢触动官绅阶层的根本。

杨鹤想到这里，越发的悲观失望，他忧虑的说道：“现在最危险的就是粮道，朝廷千里迢迢翻越太行山为大军运粮。每一粒粮食都是非常宝贵的，现在小白袍占据平遥，严重的威胁着官军的粮道。如果不能尽快解决这个隐患，我们也要尽快退兵了。”

王洛虽然算是杨鹤的亲信，经常为他出谋划策，但是大军的粮草，却并不由他经手。他迟疑了一下问道：“情况已经如此糟糕了吗？”

“只怕更严重一些，现在东大营中，咱们的粮草只能坚持二十天。从两个月以前，官军运送的粮草就在减少。”

“如今冷泉口、平遥二股秃匪，严重威胁着大军的粮道，时不时会主动出击，焚毁一部分军粮。上月初三，秃匪下山虎烧毁了咱们上万石军粮。这个月初二，小白袍击败了官军运粮队，咱们又丢失了四千石粮草。如果不能拔除冷泉口、平遥二股匪军，官军就不能挽回缺粮的局面。”杨鹤叹了一口气，为难的说道。(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