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人对杨锐的表现，并没有表现出多少惊讶。

在锐妈看来，自己的儿子原本就应当如此的优秀，而在杨父眼里，锐学组的种种远比懂英文更令他满意。

杨锐则在收获了大舅第一波告状回馈以后，进行了报复性训练，做题的数量增加一倍，做题的时间延长二分之一。

学生们怨声载道，厌学之情大起。

杨锐不为所动，只是默默的组建了一只巡逻小队，顺便买了四条狗，将趁夜想要逃走的学生给抓回来，然后继续增加题量。

于是，学生们渐渐的习惯了。

这就像是长跑选手，突破了极点之后，突然就觉得不累了。

学习其实也是差不多的，例如没有经历过中考的学生，一天上四节课，再自习两三个小时，就会觉得很辛苦，若是没经过小升初提拔考试的学生，一天读4个小时的书就会觉得累，许多人到了高一高二也就是如此。但若是到了高三，进入升学学校，被强迫着每天学十二三个小时，虽然觉得度日如年，但日子照旧是一天天的过下去了。

人的适应能力远比自己想象的强。

西堡中学的农村学生对学习是向无怨言的，有机会学习，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种奢侈，许多家庭举债供着子女读书，指望着他们能够一朝闯过独木桥，成为城里人，吃商品粮，回报乡里。这种责任和负担，远比辛苦的学习要沉重的多。

来自西堡肉联厂的子弟学生就没有这么强的动力了。对他们来说，考大学更多的是尊严问题，而非生存问题。经过9年教育，这里多的是十五六岁的年轻人，就年龄来说，也就是初中二年级左右，

中二的少年，哪里知道含辛茹苦，卧薪尝胆的。

杨锐也不是知心大姐的出身，他的办法就是一个，先惩罚后体罚。中国科举两千年，都是这么过来的。别看那些诗人词圣一个个的潇洒风流，全唐诗四万九千四百零三首，不用一根戒尺，有几个做了秀才就能吟诗作对的。更好的例子是学钢琴，每一个钢琴家背后，都有几百个哭成泪人的孩子，想出头的，自然得天赋过人泪满襟。

在新的老师抵达以前，大部分锐学组的成员都背完了新概念英语第二册，程度较高的一些学生，已经背完了新概念英语第三册的二分之一。就杨锐看来，新概念英语背到这个水平，得到及格已然不难了。

而要想继续获得高分，以国内的试卷要求，多少是需要一点语法积累，以及特殊技巧的。

后者倒不着急，反而是语法训练，杨锐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催促校长快点寄信，邀请几名别无出路的老师来帮忙。

而今已非臭老九的年代了，如西堡肉联厂的厂办中学，为了找一名好老师，不知费了多少心思。再过几年，那些具有垄断高利润的国企，都会办出一两所优秀的中学，此时此刻，西堡中学早就不具备挖角的能力了，只能捡漏。

赵丹年也着急，把信寄了出去以后，干脆去了南湖地区偷摸的询问情况。

一问两问，却是把冯云给问了出来。

身为教材编写组的组长，冯云也是相当忙的，自然，他也免不了到处挖角，两人挖着挖着，就挖到了一块儿。

80年代初的国家单位都不能用求贤若渴来形容，他们就像是抢夺资源那样，抢夺着每一个有价值的人才，后世人感觉麻烦万分的户口、编制和福利等等问题，在人才方面都不是问题——至于如何证明你是人才，非常简单，有文凭做证啊。

有文凭，领导写一个申请上去，户口编制自然有组织来解决。而单位的权力和能力却会扩展。

冯云的任务极重，但单位的福利却不能算好，所以也只能到处搜罗被遗忘的人。

从77，78年到现在，南湖地区的遗留人才也真是不多了，教育领域的更少，杨锐都能看到的，冯云当然也看得到。

不过，和杨锐说服校长的理由不同，冯云是想先拉些临时工来干活的。

冯云和赵丹年在煤炭家属院碰了面，相视一笑，就肩碰着肩一起去吃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