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杀人则是因为看到别人赚了许多钱而感到嫉妒，我去她家行窃时被女主人发现，我只能杀了她，还喝了一点她身上的血。后来那一次，我本来也是去盗窃，但我进去后发现他们全家都在，我只好把他们全杀了。我认识在停车场碰到的那个女士，她是我好友席尔瓦的女友。席尔瓦在一场摩托车事故中死了，但我认为他是被黑社会的人暗算了，因为那时候他还是个社团分子，还贩卖过毒品。我觉得他的女友应该知道一些这方面的内幕，所以才在停车场和她搭讪，但她说已经结婚了，不想再和我谈前男友的事情。都是因为我母亲给我下毒，黑社会才能够赚钱，我知道这些人是谁，如果我能找到证据，一定把他们全部抓起来。”
再往下，法庭审判从一九七九年初开始。五月六日，《海南市日报》记者郎峰在报道庭审时写道：“被告看起来脸色惨白，精神迟钝。棕色头发乱糟糟的，塌陷的双眼呆滞无神，这时候他刚刚过完二十九岁的生日。坐在法庭上显得很无聊，不时把弄面前的一张纸，有时候呆滞地盯着法庭里的灯光看。”
按照法律广东。控方希望法庭判处被告死刑；辩方则以伏尔泰的精神有问题进行抗辩。控方认为伏尔泰有足够的行为能力，必须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最终，蔡斯还是以一级谋杀的罪名被起诉，陪审团很快就讨论完毕，一致认为他有罪。法官下令把他收押于广东监狱，直至执行死刑。
看到这里，周航注意到，莫宁教授似乎并不同意陪审团的判决。也不认同该案件的审理方式。莫宁教授曾经陈树过他自己的观点，当时还有一桩案件，海南市政厅的雇员，谋杀了前海南市长和议员两人后，却有完全不同的审判结果：他以精神问题为由逃过了死刑的处罚，只是被送往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因此莫宁认为伏尔泰这样明显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他应该在精神病院度过后半生。不应该送他上电椅。
伏尔泰在广东监狱等待死刑的时候，莫宁还曾去探访他，和莫宁同去的是国安调查部驻广东的监狱联络官康健，莫宁在笔记中这样描述：“康健衣着光鲜、相貌堂堂、很会讲话，拥有让哑巴开口的本领；探访伏尔泰是我这一生中最奇特的经历之一。从进入监狱开始，到我们和伏尔泰面对面开始交谈，我都在不停地颤抖。这所监狱戒备森严，但我还是感觉到一股让人恐怖的气氛弥漫周围，之前我曾经和无数罪犯打过交道，但这次是最恐怖的一次，我甚至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身边的康健也有类似的感觉！”
“我们走进电梯，来到电梯室，周围仿佛有一股奇怪的声音在鸣叫。在会客室等待伏尔泰的时候，我也感到一阵阵恐惧。很快，我听到了伏尔泰走来的脚步声，我仔细打量了他一下，他戴着手铐和脚镣，就像狄更斯的小说《圣诞颂歌》中马利的鬼魂出现了，他只能拖着脚往前走，动作呆滞。”
“他的神情也让我们很惊讶，头发很长，那双眼睛我永远无法忘记，它们就像是电影《大白鲨》里面的那条大鲨鱼，瞳孔几乎看不见，只有一个黑点。我们面对面谈了很久，但我仍然感觉这双眼睛是属于魔鬼的。他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看，仿佛能够看穿我的思想，但他并没有做出什么侵略性的动作，一直都安静地坐着，把玩着手里的一只塑料水杯。
他即将被执行死刑，所以我也不用说什么安慰的话，但我知道第一次和这种谋杀案案犯交谈时，一定要赢得他的信任，这样他才会对我敞开心怀，所以，我和他谈话时显得很轻松，并且表示能够理解他。他承认自己杀了人，但说这是不得已的，因为他要维持自己的生命，他深信有人在他的肥皂盒里下毒，使他奄奄一息，只有杀人喝血才能活下来。”
“我对他说从没听说过有人在肥皂盒里下毒的。他开始教育我了，他说，人人都有肥皂盒，如果拿起肥皂时发现肥皂底部是干的，那就没事；如果底部有黏着物，那就意味着有人给你下毒了。我问他中了什么剧毒，他就说了前面提到的血液变成粉末的那番话。看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认为他的说法简直是太荒唐了，但我要和他交谈话，不能做出这样的反应，甚至不能流露出一丝吃惊的模样，只有这样他才会对我畅所欲言。”
“他的确是满嘴胡言，甚至说自己是犹太人，虽然我知道他说的是谎言，但并不点破，也没有露出吃惊或不相信的神情，我平静地让他继续往下说。然后，他说自己额头上有一颗‘大卫之星’，因此注定一生都要受到纳粹的迫害与荼毒，说着他还让我看他的前额。我大可以对他说：‘别胡扯了。’；也可以对他说：‘哎呀，这漂亮啊，我要是也有一个就好了。’但这样说无助于得到我想要的信息。当然，他的额头上并没有什么‘大卫之星’。”
“我觉得也许他是在给我下套，或者是在考验我能否顺着他的话往下说。另一个可能是他在和我开玩笑，或许在他胳膊上或胸前真有一个什么记号，但他却说长在自己的前额上。目的只是为了知道我是否真的了解他。在此情形下，我也只能撒谎，说自己没戴眼镜。这个地方又很昏暗，实在看不清他的额头，但我没有否认他额头上长着‘大卫之星’的说法。他又对我说，纳粹分子已经和飞碟联系上了，他们经常在地球上空飞行，并用心灵感应来对他发号施令，让他杀人喝血。最后他对我说：‘你知道，莫宁先生。你应该很清楚，我杀人其实都是为了自卫。”
“刺！”周航从鼻孔中笑了一声，然后吧嗒吧嗒的抽了两口雪茄，再喝了口咖啡，他觉得这个案子，或者说这个故事有趣极了，最起码伏尔泰是个“幽默”的小子。他继续看下去。
此前很多访谈者都问过伏尔泰是如何选择被害人的。但都被他巧妙地避开了，而莫宁则成功取得了他的信任，从他嘴里套出了这个信息，或许是莫宁这次访谈伏尔泰最重要的成果。他非常爽快地告诉莫宁，在杀人之前。他会听到一股神秘的声音，这些声音告诉他必须立刻去杀人，接受“命令”之后，他就到街上去寻找下手的对象。如果这一家紧锁着门，他就会走开，如果这一家很容易进入，他就进到屋里杀了他们。莫宁当时也很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不破门而入时，他的原话，回答道：“噢！如果上了锁，就意味着我是不受欢迎的。”；周航想，在伏尔泰的心目中，生死之间竟然只隔着一道门锁！
最后莫宁问他为什么一直拿着塑料杯，他说这就是监狱给他下毒的证据，说完后他侧身让我看了看杯子里面的黄色碎屑，后来我认出那只是一些通心粉和奶酪的残渣。他希望我把这些东西带到国安调查部的实验室去化验，这份礼物让莫宁无法拒绝。
这次访谈莫宁可以说收获颇丰，对行为科学调查组的研究工作也非常有帮助，让他们对那些无逻辑的凶手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他们和那些有预谋、有准备的凶手有很大不同。伏尔泰不仅是无逻辑凶手中的典型，在莫宁的执法生涯中，他比任何人都更有意义。这也是访谈过后，莫宁的原话。伏尔泰在圣昆廷监狱期间，经常受到其他犯人的嘲弄和辱骂，犯人们威胁说如果伏尔泰靠近他们，就立刻宰了他，并经常让他早点自杀了事。当时对他进行检查的监狱医生都不胜其烦，巴不得早点执行他的死刑，好让监狱里安静一点，但这个医生最后建议监狱方面说，不如把他转到广东东郊里的监狱，因为广东医疗中心在那所监狱里安装了治疗精神病患者的设备。